底特律变人|游戏论·作品批评︱善恶之变：《底特律变人》的叙事伦理模拟( 四 ) 游戏|杰斐逊|马库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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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生存本能时而在卡拉的某些剧情分支中，在生死关头之际，抛给我们一种更为黑暗的选项，要求我们做出舍己为人或是舍他自保的选择，比如在“集中营”分支情节中，选择的道德悖论甚至达到了顶点：是否要让卡拉利用搬运同胞尸体的机会，抛弃她照顾的小女孩，独自装死逃生。这段刻骨铭心的情节无疑映射了奥斯维辛集中营以及“纳粹行刑队”（sonderkommando）的历史——这是一段最古老的噩梦、人类伦理的一个黑洞，已经被多次搬上银幕，然而游戏不同于电影媒介，它所做的不只是再现，而是通过虚构的视听叙事向过去、并向未来投射出一条分支，将选择权再一次无情地摆在每一个玩家面前。玩家需要根据自己的意志做出选择：是否要重演这场悲剧，是拒绝还是拥抱这样一种道德噩梦：或许在梦醒之后，我们可以忘记一切，庆幸那不过是一场梦、一次模拟体验，从而再一次开始；或许在梦醒之后，记忆将唤醒那个在现实的此岸凝望着虚拟的彼岸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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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游戏的精彩之处，但同时也完美地遮掩了其叙事伦理中的本质性缺陷，即仿生人的精神实质并没有突破人类中心论视角，他们自始至终只是玩家灵魂的化身（avatar），因为从新自由主义文化环境中诞生的仿生人始终只能成为人类的精神类似物（analogon），而我们从来没有走出过历史悲剧的排演。同时，另一个被压迫的底层群体在叙事中被忽视了，那群无名的人类失业者往往只是以落魄的旁观者身份登场，或许偶尔会对仿生人们施以援手，他们又拥有多少发声或抗争的机会呢？正如《加州意识形态》（The Californian Ideology）所描述的那样，这些人就像是“在虚拟世界里成为赛博朋克的雅皮士及其孩子”的身边，那群看不见的“贫穷的邻居”[8]，被叙事的主要驱力排除在外，形成了一种真正的种族隔离。无论如何，在讲故事已经变得困难重重的情况下，游戏依旧为我们提供了一架叙事模拟机器，允许我们去经历一切不大可能之事，我们也需要在游戏中看到那些画面之外的东西，那些未被言说之物，从而在对社会及对自身的道德的不断追问之中，从无望之中寻找希望的机会。
参考文献：
[1]Marcus Schulzke，Simulating Good and Evil，Rutgers University Press，2020.
[2]S.M?ring , O.Leino，Beyond games as political education—Neo-liberalism in the contemporary computer game，Journal of Gaming & Virtual Worlds, Vol.8, Num.2,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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