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特律变人|游戏论·作品批评︱善恶之变:《底特律变人》的叙事伦理模拟( 三 )


底特律变人|游戏论·作品批评︱善恶之变:《底特律变人》的叙事伦理模拟
文章插图

【 底特律变人|游戏论·作品批评︱善恶之变:《底特律变人》的叙事伦理模拟】不要忘记,这是一款出自法国量子梦(Quantic Dream)工作室的电子游戏。我们知道,在1980年代,法国试图用国有化的电信运营商MINITEL网络抵抗来自美国西海岸的信息高速公路的侵袭,结果并不成功。然而,源自法国大革命的民主共和制度始终为一种能够代表“共同意志”的社会愿景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底特律·变人》试图告诉我们的,就是不要忘记,还存在着其它替代性的选择,它就像是一本针对可能未来的行动手册,让玩家化身为三位获得自由意志的仿生人主角,去体验一种“我们的未来”。然而,与其说是对象不明的所谓“我们”的未来,不如说是我们人类的过去。无论如何,这三位仿生人主角分别承担着不同的伦理叙事功能:如果说卡拉代表了共情与母性,马库斯是欲望与革命,康纳是控制与反抗,那么叙事的核心就是善与恶。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马库斯。马库斯揭竿而起的动力何在?弗洛伊德(Freud)认为,自由驱力(Freiheitsdrang),也就是“对自由的渴望可能演变为对现存不公正的反抗”,因此“人类或许永远要反对集体意志,维护个体自由的权利”,这将“有助于文明的进一步发展”[6]。文明的进程就是人类生存的斗争,在生存本能和破坏本能的竞争之中,向生的欲望是不竭的,因此它带来的情动(affectus)之力也是无穷无尽的,将不断引发出新的身体行动,同时为主体带来悲伤、快乐等复杂情感。
马库斯的起义故事线主要包含了两种斗争形态,它们都可能导向所谓的“好结局”(happy end)或“坏结局”(bad end)。大部分玩家选择的是暴力革命路线,也就是我们熟知的“枪杆子出政权”方式,动用了诸如骇客、游击战、核威胁等斗争策略。相对较少玩家选择了非暴力斗争路线,这是一条困难的道路,因为若要赢得胜利,就必须把非暴力原则严格贯彻到底,一旦造成任何无谓的伤亡,都将导致不可避免的失败;因为这条路线的关键在于大众舆论,必须通过新闻媒体诉求其理念,努力获得人类的同理心。这种非暴力斗争与杰斐逊同时代的亨利·梭罗(Henry D. Thoreau)在现代民主制度的背景下构建的“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理念息息相关。在梭罗看来,当法律、政治与道德发生冲突时,应当首先听从灵魂和道德的呼唤,因为它们是先验的。然而,自苏格拉底开始,到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抵抗、另类全球化运动(altermondialisme)和萨帕塔运动(Chiapas)等,一种“不服从的伦理学”与暴力的思想史恰恰是同步发展的,它斥责了古典哲学将暴力视为先验不合法行为的观点,指出了在道德(反抗非正义法律的梭罗)和政治(为暴力辩护的法农[Fanon]和萨特[Sarte])之间,始终存在着可能的道路。虽然捍卫自己或他人的权利可能会导向某种暴力,但或许是一种明智的道德义务,那么“欲望的力量就会在思想的维度、言论和政治行为之间,找到它表达或扩张的位置”[7]。在非暴力选项中,最直观的体现或许是某些达成胜利的条件:比如通过亲吻同伴或集体歌唱等行为来彰显仿生人的“人性”。

【精彩生活】jing111.com小编为您精选以下内容,希望对您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