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女士|我在网戒中心里，看到了防沉迷的另一种希望( 七 ) https://p0.ssl.img.3

而原先三国杀的那些行动卡、装备卡和锦囊卡，也全部都替换成了他们在机构里面的日常生活，比如“闪”变成了“逃跑”，“杀”变成了“打架”，“桃”则变成了面包，原先的“赤兔马”变成了“耐克鞋”，“方天画戟”变成了“扫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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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网瘾机构学员开发的桌游“机构杀”

游戏的玩法和三国杀类似，都是充分利用不同的角色特点取得优势，互相配合取得角色的胜利。但机构杀更大的乐趣是——学员可以通过抽卡，扮演机构里的其他人，甚至是机构的教官和医生。

通过设计和参与这个游戏，孩子们对彼此有了更充分的了解，在所有成人都预料不到、甚至不知情的情况下，展开了一场自发的疗愈。

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反观目前游戏的消费品化，教育的异化，以及有机的“游戏教育”的缺失，能得到怎样的启发？

首先是人们对“游戏”二字的误解。在童年时期，儿童们有自发的游戏生活，但现在，游戏已经等同于电子娱乐，等同于“游戏产品”、“电子游戏”、“桌游”，意味着它是需要消费和购买的、充满刺激和竞争的、用来抵抗乏味且高压的日常的兴奋剂。它提供虚幻的快乐，对抗真实的生活。难道在电子游戏出现以前，这个世界上没有游戏吗？

当互联网被消费主义占据，并左右着人们的世界观和游戏观念的时候，其实在无形之中不断割裂着我们的生活——当我们把对快乐的冲动交给娱乐工业的同时，也让渡了主动创造和寻找乐趣的能力。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游戏的问题，也是社会的问题，更是我们每个当代人的普遍困境。

这些问题都促使我们去反思和诘问，我们的社会如何才能给“机构杀”这种游戏创作提供更多的机会？

有网友评价网游禁令时说，“打掉游戏，中国会再错过一次技术革命！本来就落后20年了。”

但我认为，这种想法其实是被西方的资本浪潮带偏了。游戏作为“技术”根本就不需要“革命”。需要“革命”的是我们的游戏理念。如果追逐西方主流的游戏技术和追求沉浸效果的3A大作，中国的游戏只会再次落入消费主义的陷阱，成为浓度更强的“精神鸦片”。

这里我使用鸦片这个比喻，并不是想激发民族情绪，而是想提醒大家——即便鸦片也可以是药品，我们需要的游戏也并非“止痛剂”，而是帮助人能更平衡、柔韧地探索社会的媒介，从根源上去减小痛苦发生的程度和几率。

但同时，我也不认为网游要因此变得“绿色”——因为“网瘾”的形成和游戏内容本身关系不大，而是整个游戏设计背后的深层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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