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女士|我在网戒中心里，看到了防沉迷的另一种希望( 三 ) https://p0.ssl.img.3

同时，家长也意识到，自己也是手机的重度使用者，甚至他们推崇的奥数名师，也是游戏的高端玩家。当小孩看到这些成人的“反面教材”后，他们更加无法听进家长的说教。

黄女士反思道，“我有时候真觉得，手机变成了我们的义肢。” 家长们一方面离不开手机，一方面还依赖手机或ipad来管理孩子。这在我所研究的机构里，被称为是“家长们用更容易被满足的物质需求，去试图填补孩子的精神不满”，解决的是家长因为很少真正陪伴孩子所引发的焦虑。

孩子没人照顾或者大吵大闹时，手机往往就变成了哄娃利器。逐渐地，手机也变成了孩子所依赖的情绪调节器。当家长和学校给他传递压力时，他就用手机来暂时屏蔽掉那些压力信息，让自己沉浸在只属于自己的“快乐星球”里。

3. 游戏如何成为“快乐星球”？

站在时间的长河里回顾，自从21世纪初，互联网走进中国家庭，关于网瘾的讨论从未中断。每隔几年，社会上就会因为网瘾少年、网瘾治疗、反沉迷等议题掀起一番激烈的讨论。

2013年，我开始做人类学研究，选择了网瘾这个议题——因为刚脱离青春期不久的我，同样也曾是游戏的重度玩家。当听到有同龄人因为玩游戏被送去“电击”的时候，我感到的不仅仅是愤怒和不解，还有从人类学角度生发的好奇：同样是打游戏，为何我会被看成是“好学生”，而一些人则会被标签成“网瘾少年”被家长送去治疗？

于是，我想办法进入了某一线城市的网瘾治疗机构进行了田野调查。我发现，在这个机构里，每个“学员”和他的家庭陷入“网瘾”困局的原因各不相同，但背后又有着一些规律。

在机构里，“网瘾”往往更多在“诊断”层面发挥作用，被送来的学员里既有网瘾问题为主的，也有很多是以“厌学”、“叛逆”、“早恋”、“品行障碍”等原因被送进来的。而这些青少年在治疗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因为他们的问题核心其实是同一个——因为逃学、打架、早恋、打游戏等行为，引发了剧烈的家庭冲突。

对于机构的咨询师来说，“网瘾”和其他的“不良行为”是表象，问题根源在于孩子的成长环境。当然，机构能够处理的仅仅是一个人的家庭微环境——通过给孩子和家长同时做心理咨询和心理教育，使这种微环境能发生一些积极的改变。而更大的环境是机构无力改变的：例如学校环境，以及学校之外丰富多彩的世界，包括虚拟世界。

晓康，一名16岁的学员，跟我讲述过他是如何一步步“染上网瘾”的：

“一开始，我跟朋友在玩‘LOL’（英雄联盟），真的是为了排解学习的压力，而且那时候全班男生都在玩。我不玩这个游戏，真的会没朋友了。当时我是真心想要在操作上进步，和朋友们一起赢得游戏，升级段位。所以我玩LOL的时候就必须要非常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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